原标题：汪曾祺的旅美心史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最近重读汪曾祺先生的书信集《飞鸿传书寄真情》(译林出版社2021年),他从1987年8月31日至1987年12月7日写给妻子施松卿的信,所写正是他在美国爱荷华访问之事。

1987年9月,汪曾祺应聂华苓和保罗·安格尔之邀,参加爱荷华大学“国际写作计划”。1991年12月20日,汪曾祺写了散文《遥寄爱荷华——怀念聂华苓和保罗·安格尔》,对这一段岁月有动人的回忆。而汪曾祺在爱荷华生活的点点滴滴,更多的是写在给施松卿的家信里。写这些信时,汪曾祺有意留下这段生活的第一手记录。他到了美国给妻子的第一封信里说:“稿纸带少了。可以写一点东西的。至少可以写一点札记,回去再整理。我写回去的信最好保存,留点资料。”果然,后来他写了散文《林肯的鼻子》和《悬空的人》。

汪曾祺的信札,有明人之风。因为是写给妻子的信,说的是体己话,如叙家常,笔调比散文更轻松。在这种放松的状态下写的文字,自然流露了汪曾祺当时的心境。如今将这批信重理一遍,可见汪曾祺这一段“旅美心史”。

1987年9月1日,汪曾祺刚到爱荷华,洗了一个脸,即赴聂华苓家的便宴:美国火锅。汪曾祺喝了两大杯苏格兰威士忌,宴后,主人给汪曾祺装了一瓶威士忌回来。安格尔把《纽约时报》杂志上汪曾祺的全版大照片翻印了好几份,逢人就吹:这样的作家,我们不请还请谁?

汪曾祺擅书画,特意带了画和对联送给聂华苓,安格尔一看画,就大叫:“Very　delicate!”汪曾祺对聂华苓说:“我在你们家不感觉这是美国。”到爱荷华的第一天,汪曾祺就有宾至如归之感,他说:“这里充满生活的气味,人的气味。”

汪曾祺住在五月花公寓八楼30D,很干净,无噪声。他开始琢磨厨艺,利用美国厨具,做中国菜。在接下来的日子,他不仅自己做饭,还为朋友献厨艺。

“国际写作计划”每星期派车送作家去购买食物。汪曾祺发现:蔬菜极新鲜。只是葱蒜皆缺辣味。猪肉不香,鸡蛋炒着吃也不香。韩国人的铺子里什么作料都有,生抽王、镇江醋、花椒、大料、四川豆瓣酱和酱豆腐,应有尽有。豆腐比国内的好,白、细、嫩而不易碎。有几个留学生请汪曾祺吃饭,包饺子。但留学生都不会做菜,要请汪曾祺掌勺。汪曾祺发现美国猪肉太瘦,一点肥的都没有,嘱咐留学生包饺子一定要有一点肥的。不久后,汪曾祺为留学生炒了一个鱼香肉丝。他说:美国猪肉、鸡都便宜,但不香,蔬菜肥白而味寡。大白菜煮不烂。鱼较贵。

蒋勋住在汪曾祺的对门。蒋送了汪好几本书,汪送了蒋几张宣纸、一瓶墨汁。蒋原籍西安,汪便给他写了一副字:“春风拂拂灞桥柳,落照依依淡水河。”

中秋节晚上,聂华苓邀请汪曾祺及其他客人家宴,菜甚可口,且有蒋勋母亲寄来的月饼。有极好的威士忌,汪曾祺怕酒后失态,未能过瘾。美国人不过中秋,安格尔不解何谓中秋,汪曾祺不得不跟他解释,从嫦娥奔月到中国的三大节,中秋实是丰收节,直至八月十五杀鞑子……他还是不甚了了。月亮甚好,但大家都未开门一看。

在爱荷华,汪曾祺改写《聊斋》故事,这便是后来的《聊斋新义》。他说:“我觉得改写《聊斋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,这给中国当代创作开辟了一个天地。”

汪曾祺也喜欢作画送人。有一次作家们存款的银行请客,聂华苓想要有所表示,安格尔让她跟汪曾祺要一张画,请所有作家签名。汪曾祺让作家们就签在画上,作家们说这张画很好,舍不得,就都签在绢边上。

9月20日,汪曾祺在“创作生涯”会上发言。这份发言在9月29日整理出来,汪曾祺独抒己见:

中国画家很多同时也是诗人。中国诗人有一些也是画家。唐朝的大诗人、大画家王维,他的诗被人说成是“诗中有画”,他的画“画中有诗”。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悠久的传统。我的小说,不大重视故事情节,我希望在小说里创造一种意境。在国内,有人说我的小说是散文化的小说,有人说是诗化的小说。其实,如果有评论家说我的小说是有画意的小说,那我是会很高兴的。可惜,这样的评论家只有一个,那就是我自己。

大概从宋朝起,中国画家就意识到了空白的重要性。他们不把画面画得满满的,总是留出大量的空白。马远的构图往往只画一角,被称为“马一角”。为什么留出大量的空白?是让读画的人可以自己去想象,去思索,去补充。一个小说家,不应把自己知道的生活全部告诉读者,只能告诉读者一小部分,其余的让读者去想象,去思索,去补充,去完成。我认为小说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。一篇小说,在作者写出和读者读了之后,创作的过程才完成。留出空白,是对读者的尊重。

那年年底聂华苓的女儿王晓蓝要和李欧梵结婚。李欧梵在爱华荷听了汪曾祺的这次发言后说: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是一种很新的理论。

10月30日下午,汪曾祺给妻子的信记录了他谈“作家的社会责任感”。起首说:“我的女儿批评我,不看任何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,除了我自己的。这说得有点夸张,但我看同代人的作品确是看得很少。对近几年五花八门、日新月异的文艺理论我看得更少。这些理论家拼命往前跑,好像后面有一只狗追着他们,要咬他们的脚后跟……”

这篇讲话,汪曾祺并没有带稿子,而畅所欲言:

我认为一个作家写出一篇作品,放在抽屉里,那是他自己的事。拿出来发表了,就成为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。作品总是对读者的精神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。正如中国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说的那样:作家写作,不能像想打喷嚏一样。喷嚏打出来了,浑身舒服,万事大吉。

我曾经在一篇小说的后记里写过:小说是回忆,必须对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。我认为文学应该对人的情操有所影响,比如关心人,感到希望,发现生活是充满诗意的,等等。但是这种影响是很间接的,潜在的,不可能像阿司匹林治感冒那样有效。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滋润人心。

在讲话现场,汪曾祺还加了几句:“我认为文学不是肯肯德基炸鸡,可以当时炸,当时吃,吃了就不饿。”

10月30日这封家信的最后,汪曾祺说:“我回来要吃涮羊肉。在芝加哥吃了烤鸭,不香。甜面酱甜得像果酱,葱老而无味。”

11月24日,他写信感谢聂华苓:“我本来是相当拘束的。我像一枚包在硬壳里的坚果。到了这里,我的硬壳裂开了。我变得感情奔放,并且好像也聪明一点了。这也是你们的影响所致。因为你们是那样感情奔放,那样聪明。谢谢你们。”

爱荷华大学“国际写作计划”每年邀请的不只是华文作家。汪曾祺和外国作家也打成一片。有一晚,汪曾祺十一点回到公寓,几个拉美作家强拉他去他们屋里喝了一杯威士忌。他们说,西班牙语的作家都很喜欢汪曾祺。

正当汪曾祺为回国作准备之际,有两位黑人学者请他去聊了一晚。一个叫Herbert,一个叫Antony。Herbert在一次酒会上遇到汪曾祺,就对他很注意。以后汪曾祺每次讲话,Herbert都去听。Herbert认为汪曾祺是一个有经验、有智慧的人。Herbert读了四个学位,在教历史,研究戏剧。Herbert跟汪曾祺谈了一个剧本的构思,汪给他出了一点主意,他悟通了,非常感谢。

谈了五个小时后,汪曾祺明白了一些美国黑人的问题。他们的家谱可以查到曾祖父,以上就不知道了。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从非洲什么国家、什么民族来的。他们想找自己的文化传统,找不到。美国的其他移民都能说出自己是从英格兰、苏格兰、德国、荷兰来的……他们说不出。

汪曾祺从他们的谈话里感到一种深刻的悲哀。汪曾祺说了自己的感觉。他这才感到“根”的重要,祖国、民族、文化传统是多么重要。Herbert说《根》那本书是虚构的,实际上作者没有找到根。

在起身告辞时,Herbert问汪曾祺:“我们找不到自己的历史,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?”汪曾祺说:“既然找不到,那就从我开始。”这一晚的谈话,汪曾祺后来写成了《悬空的人》一文,他在文中说:“一个人有祖国,有自己的民族,有文化传统,不觉得这有什么。一旦没有这些,你才会觉得这有多么重要,多么珍贵。”

此时,汪曾祺离回家还有一个星期。他心情轻松,就看看书吧,看安格尔的诗、聂华苓的小说,还有不少美国华人作家寄给他的自己的作品。汪曾祺读海外华人的作品,颇有意思,有的像波德莱尔,有的像D·H·劳伦斯。他们好像打开了汪曾祺多年锈锢的窗户。不过看起来很吃力,汪曾祺得适应他们的思维。他这才知道:“我是多么‘中国的’。我使这些人倾倒的,大概也是这一点。”

曲终人散一惆怅,回首江山非故乡。1987年年底,汪曾祺回国。离开爱荷华那天,下了大雪。（李怀宇）